禁书：清华学子的跌宕人生
编者按：赵明，清华大学电脑系八八级高材生，清华大学紫光集团电脑网路中心项目经理，爱尔兰历史最悠久的三圣大学的在学留学生；风华正茂，却因信仰，在北京的劳教所遭受无从想象的肉体摧残和精神强暴长达二十二个月。
二○○二年三月，赵明因国际社会的努力重获自由。今天他以泣血的文字，再现了当代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劳教所的内幕、特工和男女警察的种种手段与伎俩、迫害的惨烈、自上而下的重重欺诈……。
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您会感受到赵明真诚的心。此文的思想性与深度可以与《古拉格群岛》媲美。叙述平实，但耐心读下来，您会隐约看到中国的未来。
第一章
准的好学生、学生干部
我是「文化大革命」中期出生的，上学时「文化大革命」刚好结束。父母兄弟都学理工科。我在省内最好的中学念了高中，又考上了最好的理工科大学——清华，毕业后在一家高科技企业任职。
我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高级工程师。在中国，我父母这一辈人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他们比「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那些老知识分子要年轻，没轮到他们挨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他们已经大学毕业了，也没去「上山下乡修地球」，后来改革开放了，生活也还行，孩子也都顺利长大，他们对自己的一生很满足。
我曾经是共产党教育培养出来的「标准」好学生，早就加入了共青团，在高中时，我还是年级的共青团总支书记，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国营公司勤勤恳恳干了五年。在1989年以前，我笃信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大学所修的《中国革命史》，用作文代替考试，我谈了「社会主义是先进社会形态」的见解，得了同年级唯一的一个特优。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使中国人都很厌倦政治。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这一代中国学生的头脑中想的就是要赚大钱，过好自己的生活，对政治毫不关心。我虽然知道「文化大革命」给那一时代的中国人带来的苦难，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很大一部分是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伤痕文学。但我从不去想共产党对不对、好不好，对于我们「文化大革命」后长大的人来讲，都是过去了，我们的课本上说那都是「四人帮」的错，党不是也纠正了吗﹖所以就还算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吧。
但1999年开始的这场迫害竟然轮到了我头上，我因为炼法轮功，被关进劳教所遭受了近两年的迫害。
我从没想跟共产党对立，我只是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想有个炼功的基本人权。可是在江泽民统治下的中国不能随便选择自己的生活。出国后，西方人总是不停地问我「到底中国政府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使我不得不仔细思索这些问题，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回顾我父母的生活，也回顾中国的历史，在回顾过程中，渐渐地，我才看清了江泽民与共产党的真实面目。
在这里讲出这些绝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也不是要针对任何人。是因为我看到江泽民与共产党的宣传扭曲人的思维，使人不能运用人性的概念去思考问题和相互对待，人被可悲地利用去相互伤害。我所谈的是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这场迫害的个人的真实感受和思考。
亲历「六四」 「爱国」梦醒
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上，看到共产党政府大规模的残酷迫害人民，在法轮功被迫害之前只有一次，那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
我觉得当时学生们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没什么可指责的。所有对官僚腐败有意见的市民也觉得学生的行为是正确的，并希望学生能坚持下去，这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利用被利用的事。游行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广泛支援，各界纷纷捐款捐物，而且自始至终都非常和平。
我记得有一次游行，走在东二环路上，我跟不上，落在后面的学生稀稀落落的。旁边住宅区里出来站在路边看的人倒显得很多，有的对我们鼓掌加油，有的点头示意。有一位妇女领着四、五岁的女儿，拿着一个铝的烧水壶和一个碗，盛着水端着，游行的学生谁想喝就停下来喝，她虽然不说话，但那种默默的支援和祝福溢于言表。在广场上，有的市民买两瓶、有的买一箱饮料递到学生的队伍里就走，整个北京市民的心都拧成了一股绳。后来外地学生也加入，在天安门广场就驻扎下来了，搭了许多帐篷，整个广场上满满的，约有十多万人。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到广场看了一次之后，很长时间政府再没人说话。学生一天天在广场上住着，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种游行很消耗体力，我的身体不太吃得消，到六月初我就开始发烧，很难受。后来便决定回长春家里。父母看我回来，也很高兴，因为我前一段时间肝炎住院还没完全恢复，正好在家好好休养一下吧。
到家没两天，一天早上起来，我爸跟我说北京开枪了！我赶紧打开收音机短波，「美国之音」里传出自动武器连发射击的声音！我惊呆了，不知道要是我还在北京的话，还能不能活着回来。中央电视台也宣称北京发生了暴乱，我们所有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都知道我们有多和平，这是造谣栽赃！坦克竟然都开进了天安门广场！这是我们所有历史课本上所记载的历次国民党时期的「惨案」都望尘莫及的。
我至今仍无法理解那些当权者，有各种方式可以解决问题，怎么也不至于把坦克开到首都的街上来啊？这说明他们没有一个基本的人与人相处方式的概念，而且他们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凶残。学生是基于朴素的愿望希望国家好，但却招致政府如此的屠杀。
从八九年「六四」以后，所有的人对中国政府彻底失去信心。在清华，从那以后，学生就是专心学英语、考GRE、出国，不出国的就专心赚钱，中国人再也没有人过问国事了。有的人说我们出国的不爱国，其实说这话的往往是没经历过「六四」事件的更年轻的一代，或者是完全被共产党宣传洗脑的人说的。参加八九学运的，谁不是因为爱国才走出来的？可是有人不允许你爱国，有人怕你爱国，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是见不得人的，按照爱国的意见办他们就垮台了。
最快乐的时光
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国营的高科技企业里工作。头一年，所做的是软体程式设计。我本来睡眠就不太好，这种工作使我彻底地神经衰弱，每每已躺下两三个小时，大脑仍兴奋异常，白天的所有事情，包括程式里面的细节都能想起来。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身体情况一团糟，总感觉精力很差，容易疲劳。为了自己的身体，我特别注意按时进餐、按时休息、注意季节冷暖的变换；也加强注重营养，并进行各种适量的运动，但身体健康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善。
工作一年后，当时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陆巡回办传授班，听的人都说祛病健身效果很好，我就请了假专门去大连参加传授班。我记得李洪志先生在传授班上强调说，他不给人治病，只为修炼的人净化身体。还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人没有病是什么感觉了」，并说在这个班上等身体净化下来就知道了。那绝非虚言。
从大连参加传授班回来后，我整个身体状况完全变了，以前那种很容易疲劳的感觉全没了，真是无病一身轻，精力充沛，睡眠效率极高，胃不舒服的感觉也消失了。以前对身体的担心使生活变得复杂，怕得病、怕着凉、怕累，现在的我什么担心都不需要了。我的生活变得简单了，走路、吃饭都极快，总有使不完的劲。我所接触的法轮功学员中，像我这种情况的比比皆是。那是一种来自内在的快乐，是一种完美的身心状态，健康、平和、理性、智慧，全不是外在的物质享受所能带来的。但这只是炼法轮功的效果的一个层面。对我来说，法轮功是真正的科学真理，解释了困扰我的所有问题。
我每天早晨在清华的校园里炼功，在食堂里吃完早饭去上班。我能够很轻松地胜任工作，收入对于我的单身生活来说很富足了，遇有假期我就回家看父母或外出旅游，曾到过俄罗斯、西藏。这在我学法轮功以前是不可能的，那时的我最怕旅行，担心吃住，做什么都感觉没精力。炼功点有很多年轻人，我们都是那么的健康、快乐、充实。修炼法轮功之后的那几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我完成了公司的五年合同，开始联系留学。爱尔兰三圣学院的一个网路研究组答应提供奖学金。
于是我在二十八岁时又成了一名学生，来到这个欧洲大陆外缘的岛国上攻读电脑专业的硕士学位。这是爱尔兰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校园建筑十分古典，环境优美。奖学金足够我生活所需，不需要打工。课余我义务教爱尔兰人炼法轮功，也外出旅游。
第一道鬼门关：劳教人员调遣处
一九九九年七月，在中国开始的这场迫害打碎了我和功友们平静、快乐的生活。
一九九九年底我趁着圣诞节回国休假的机会，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编者注：信访办，全称应为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其职责原本应是：接待群众来访，处理群众来信。上访，原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然而随着矛盾的日益加深，信访办已成了一个虚设并压制公民向上反映实情的部门），想以我个人炼法轮功的亲身经历向政府反映意见，希望政府停止迫害。
结果仅仅因为想和政府干部谈话就被抓了，他们扣押我的护照。我被拘留了两天之后被送回老家。几个月后，我在北京和几个法轮功学员在一宿舍聊天，又被警察绑架。
这次先被留置在海淀区看守所，后来经过长春大广看守所、长春市公安局一处、长春苇子沟戒毒所、又转到北京市看守所。他们管那儿叫七处，是关重刑犯的地方，监号里有几个带脚镣的，据说是涉及命案的。突然有一天，有人提我出去，把我带上手铐押上一辆警车，不知往哪儿去，一路警笛呼啸着疾驰。渐渐的好象到了郊区，不太繁华。终于到了一个墙很高的大院外，大铁门也很高，门口也没牌子。电动的门开了，押我来的警察把我交给门里的警察便走了，大铁门在身后合上。
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里边有很多排平房，这时有几个警察拎着电棍过来，告诉我从现在开始是劳教人员了，要服从命令。然后宣布了几条纪律，一是从现在开始，除睡觉以外要一直低头抱手，不许抬头；二是说话声音要大；三是走路拐弯要拐直角。我还没反应过来，电棍已经「啪啪啪」地电在我身上了。他们用的是一种很短的、随身携带的电棍，那东西电在身上让人全身抽搐，通电时火花的声音很大，我听到院子他处电棍的火花声也不时地响起。然后命我脱光衣服去消毒。我便光着身子站在旷大的院子里。整个过程中警察不时地找碴电我，想给人来个「下马威」。就这样，我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守法公民，仅因为修炼使我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就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押入了这个人间地狱，被这些中国纳税人养着的流氓恶警肆意地凌辱。而且我还不知道我被送到了什么地方，是为了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那儿叫「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我记得那天是二○○○年七月一日。
这个「劳教人员调遣处」所做的一切是要让人丧失所有尊严，让人成为一个木偶。那些恶警逼迫我们说话声音要大，其实不是音量问题，他们是得让你喊到声嘶力竭，直至丧失人的尊严为止。上厕所和洗漱都限制时间，有的人憋不住大便拉在裤子里。低头时间长了，脖子像要折了一样，后来我在团河劳教所看到一个刚从调遣处去的人，脖子上套着一根塑胶套来支撑头部，他一定是长期低头，脖子出了问题。
这个调遣处是个中转的地方，还不算真正的劳教所。
「团河劳教所」的迫害
我在调遣处待了没几天就被转入「团河劳教所」。到了劳教所之后首先要「认罪认错」。我是在和朋友聊天时被绑架的，绑架我、剥夺我的自由才是违法犯罪，我有什么罪？这就是劳教所的第一件事，由纳税人养着的警察动用一切违法手段逼迫无辜市民承认自己有罪。外面人不知道，他们很看重这件事情，他们就是靠暴力来强迫人们承认这个非法监禁方式的正确性，从而维持其存在。
对法轮功学员不仅如此，他们真正整法轮功的目的其实是要从思想上铲除法轮功，所以在劳教所动用各种酷刑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声明放弃修炼。一开始劳教所恶警最温柔的洗脑方法就是轮番地找你整夜谈话，不让你睡觉。他们讲不出理来，都是强辞夺理，威胁恐吓。我们炼功人最了解法轮功，我们都是身心受益了才炼的，我心里很清楚他们所有对法轮功的攻击都是谎言。没的讲了，干脆就叫来一些犯人看着我们，不让我们睡觉，「熬鹰」。听说训练鹰的时候，为了让鹰服从命令，就采用不让它睡觉的办法，熬到它困得不行了就容易训练。这样的鏖战不知经过了多少个夜晚。
劳教所平常关小偷等真正的犯人的时候，警察整天就是混事。可一到法轮功学员开始被抓进来以后，所有的各级警察都精神起来了，因为从上到下的「转化」率指标下达下来了，大笔的资金开始注入，干不好的升不了官，拿不着奖金，想升官的、想多得点奖金的，整起人来都特别卖劲。我才发现中国的看守所、劳教所其主要功能完全不是维护社会安定、惩罚有违法行为的人，而是完全为了对异见者进行精神迫害的机器。
尤其江氏流氓集团动用了全国各级政府，整个公检法系统，花了钜额费用迫害法轮功，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法轮功学员关押入监狱劳教所，逼迫他们放弃信仰，并且在媒体上造假以欺骗群众，以显示其镇压之合理性。我了解我自己，我也了解法轮功。我个人为法轮功所做的上访请愿等一切活动并未隐含任何政治背景、政治目的，我身边的所有法轮功修炼者也是如此，我们只想要争取炼功的权利。
劳教所里面有一些因偷盗抢劫而被关押的人，这些人在里面就是混到时间释放了事，可对于法轮功学员则是上上下下，费尽心机，用尽一切残酷折磨手段予以洗脑，耍弄各种流氓手段，软硬兼施，施加精神压力，逼迫其放弃信仰。
被抓进去的法轮功学员中包含有教师、医生、农民、工程师、公司经理等社会各阶层的人，博士、硕士学历的大有人在，甚至还有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说这些人凑巧都蓄意聚到一起颠覆政府、威胁政府？这是纯粹的谎言！我认识一个很瘦的年轻人叫孙天同，是个水利专家，有一次一个著名的水库出了问题，水利部门动用一架飞机专门载着他一个人飞往水库所在的城市去解决问题，他也多次被多个警察电击折磨。林澄涛，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助理研究员，国家「八六三」计划「疟疾疫苗研制」、「新疟原虫抗原候选基因筛选」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CMB项目的课题骨干，在团河被电击折磨得精神失常。还有张允弈，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年轻的主治医师，在劳教所时和我在同一个班待过，二○○三年在报上看到他死亡的消息，他在劳教到期释放后又被抓时遭到虐杀。劳教所那些恶警羡慕我们的学历、职业等个人素质，后来，因为法轮功学员被抓进来的多数都是高学历的，江泽民开始为警察系统的狱警进修，不到两年，考了两次试，狱警就都拿到大学文凭！其实一切都是作假。他们怕我们瞧不起，跟我们说话时总费劲地板着不说脏话。他们完全知道我们都是好人，完全知道我们没有政治目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里，人传统的道德、人性、伦理概念都已经被清洗没了，这种状态的人最容易利用。这些人不像「文化大革命」时的人那般具有政治狂热，但江泽民给他上级的行政命令，再结合以经济利益，这些人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意志与暴力的鏖战
在劳教所里每天都是一场鏖战，我曾经被警察唆使犯人群殴、被长时间体罚，不让睡觉，被一帮警察围着用电棍电击。
我刚到「团河劳教所」的时候在一中队（那时每个队还都叫中队，镇压法轮功后成了部级劳教所，改称大队）。有个小队长叫邹剑平，很年轻，约略二十出头。他说对我非常感兴趣，看来整我能帮他升官发财。一天晚上他又熬我，他自己也困得不行了，不停地抽烟。讲理讲不明白便开始讲暴力。他说自己如何把一个劳教人员电得直往沙发底下钻，还说那些劳教人员曾把一个人打成什么样，如何把一个人绑在床上灌屎灌尿，任意凌辱。后来越说越明确了，他说我如果不转化，他保证不了我的安全。直到天亮了，他才让我回宿舍。
这时别人还在睡觉。紧接着，他让「小哨」（走廊里值班的劳教人员）叫和我同宿舍的刘胜启出去。刘胜启一回来就叫宿舍里所有的人都起床，当时屋里的人不包括我共有十三个人，刘开始指使其他人折腾我。这个刘胜启是个享有特权的流氓头子，上次被送来劳教时就给劳教所送了不少钱，所以平常不需要像别的劳教人员一样出工干活。刘胜启坐在床上指使屋里其他人：「全都得动手啊。」我刚到劳教所，跟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无冤无仇，但他们怕刘胜启，不整我他们就得挨整。他们先逼着我「军蹲」。这是军队士兵用的一种暂时性的姿势，两脚一前一后离开半步蹲下。他们有的踢我，有的用巴掌搧我的脸，有的人拿木棒打我踝关节的骨头。我在那之前曾绝食两次，一次十天，一次十八天，所以身体还很虚弱，刘胜启看我蹲不住，就换招了。他叫其他人给我穿上长袖衣服，头折向脚，整个人塞到床底下。那是屋里唯一的矮床，塞不进去，他们就先把床抬起来，塞进去再把床放下，可那床太矮，都被我的背顶起来了。有个人为了向刘胜启表示自己参与动手了，使劲地一屁股坐在床上压我。那时北京是最热的季节，我被压在床底下直出汗。但我很瘦，在床底下还算没被压出事。刘胜启看我还能适应，这么折磨不够狠，他就索性叫他们把我拉出来直接打。
那是真正的群殴，共有十个人参与动手，他们用拳击、用膝盖撞我的身体、大腿，整个过程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后来小哨传话说中队长蒋文来叫我去办公室。我已经走不了路了，两个人把我架到蒋文来的办公室。蒋文来看到我被架进来，故作震惊愤慨，问架我的两个人「怎么搞的！?」当然，那不过是做做姿态。他实际是看一下执行他的转化手段的结果。他让我坐下，我坐下后不久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一宿没睡又被这么毒打折磨，于是进入昏迷状态了。
像这种群殴事件，在劳教所里是很少有的。如果没有江氏全国从上至下对法轮功的洗脑转化政策，这事发生不了。但在当今中国，在江氏这个彻底腐败、黑暗、暴力、邪恶的体系里就发生了。在那之后我的两腿全是黑的，两个星期里根本走不了路，五天没法蹲大便。
按照劳教所里的制度，这种严重伤害他人的事，打人的人要受到延期甚至拘捕判刑等处罚的。但江氏鼓励迫害法轮功，结果事实恰恰相反：参与群殴的有几个人还在当年评上奖励，被减期提前释放了！为的是怕万一有什么外部压力追查此事，想让参与打人的尽早释放离开。
后来我在二中队时有一天副所长庄许洪到了班里和一些人聊天，我就向他反映我被群殴的事，他听完之后，一改先前的轻松表情对我说：「你说谎！」我说：「不对吧，我刚跟你反映了，你怎么不调查就说我说谎啊？」他为了掩盖事实已经表现得很不理智了。
中队长蒋文来素描
在我被关在一中队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中队长蒋文来亲自和我谈话的次数很少，而且每次时间都不长，他只是看一下我的情况。熬我、不让我睡觉、电我、指使劳教人员折磨我都是其他副中队长和小队长干的，我被群殴是小队长邹剑平指使刘胜启，由刘胜启指使其他劳教人员做的，但其实蒋文来才是背后真正的凶手。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江氏六一○办公室从上到下贯穿下来的，在基层劳教所中队，对法轮功进行转化洗脑成了警察的核心工作，谁哪天熬我、动用什么手段，都是中队负责人策划指使的。蒋文来是个老奸巨猾的流氓警察，当我的情况被曝光之后，他开始对我表现比较温和，但我看到这个人的一切言语表情都是由内心的奸诈恶念所指使的一种有目的的表演。我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见过很多自私自利的人，但看到蒋这个人以后，我觉得以前那些自私的人显得纯真可爱多了，我在他的身上感受不到一丁点真实的人的正常情感。在今天完全为邪恶所主宰的劳教系统里，蒋文来靠着自己的狡猾、豪狠、钻营，还真的是平步青云。从法轮功学员开始被关押入劳教所开始，劳教所就不停地兴建设施、结构重组、扩编、注入资金，从而有了不少的利益和向上爬的机会。在二○○○年下半年的一次换岗重组中，蒋文来换到了转化率较高的二中队当中队长。蒋所在的队为实现转化率动用非法手段一向是最狠的。鲁长军被殴打至瘫痪一案就发生在蒋在二中队（后来叫二大队）期间。但蒋一贯狡猾，他从不亲自参与酷刑或指使殴打。后来他又升成管理科科长，按说作为科长，一般不直接参与队里的事务，就更不要说他一向狡猾回避的非法折磨人的事了，但在我被释放前不久的一次对我的电击折磨中，他竟不惜亲自上阵了，这一定是有更高层指使、许诺了好处他才愿意跳出来的。
精神强奸
他们在2002年元旦前就把我转入「攻坚班」。这个「攻坚班」是专为隔离和折磨快到期还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而设的暴力机构，地点在旧西楼一楼，由恶警刘国玺负责。当时姜海泉已爬到了教育科副科长的位置，但这个恶贯满盈的难以称之为人的家伙还不时地冲到「攻坚班」第一线折磨人。刚到「攻坚班」时，他们并没马上动手。大概是过年前那天，劳教局的罗处长到攻坚班看我，他先是东拉西扯，最后露出真意了：「我说你可别弄得跟武军似的。」
武军也是在团河的法轮功学员，二○○○年年底左右我们曾一起在西楼二楼待过，后来我被转到新安劳教所的时候就听说他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了，有人曾看到他在地上吃痰。从集训队出来的人还告诉我，集训队里一些流氓劳教人员对他进行性折磨，给他手淫。这个姓罗的处长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在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所有的任意抓捕、酷刑、强制洗脑转化等种种违法迫害手段，都是江氏从最上层贯穿下来的，其实上面的各级都知道他们在执行什么，在如何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个罗某也清楚这一切，并以此来威胁我。
在我劳教到期前两星期左右，邪恶终于开始要动手了。他们先两天不让我睡觉。在这两天内，我有一次在院子里见到一个姓李的副所长经过，我就提出要向他反映情况，他不听，走了。然后这天晚上姜海泉先假惺惺地让我看电视，看了一会儿突然冲进来，说「蒋科长要和你谈谈」，很快地把我推进一个办公室里。一进屋，很小的一间办公室，地上摆着一张床板，上面有不少被罩撕成的带子，屋里站了五个警察，包括管理科科长蒋文来、教育科科长杨凤华、教育科副科长姜海泉和「攻坚班」警察头子刘国玺和刘新成。我一看就明白了，他们想用电击折磨我。蒋文来说：「你找所长干什么，这就是你找所长的结果！」
他们先威胁要我「转化」（放弃修炼），在我严辞拒绝后，他们开始把我往床板上绑，这是为防止电击时身体跳动。脚、腿、上身、手臂，分别绑住，还有一道从我的嘴里跨过绑住头部。绑完后他们再次威胁我「转化」。被我再次拒绝后，他们抱出一捆电棍，开始分发电棍。那电棍有五十多公分长，除头上有两个电极外，整个电棍还有螺旋状金属环绕，用这部分放电，能在很长范围内施行电击。他们至少使用了六根电棍对我全身电击。
我的身体开始剧烈地跳动。他们时而停下来继续胁迫我签字接受他们的所谓转化。恶警刘国玺动作极为熟练，他两手各持一根电棍，平行地贴着我的胸部转着圈移动，用环绕电棍的金属放电，我整个上身感到电麻跳动，呼吸急促，嗓子冒火。我紧咬着跨过我嘴的布带子，喘着粗气，一声没吭。
我满耳都是密集的电火花的声音「啪啪啪啪」。过了一阵，我的腿开始痉挛、剧痛。我感觉房间里的空气中每个微粒里都胀满着暴力和邪恶。
在这种巨大的精神刺激下简直无法再保持清醒和理智了，他们没有停下来，直到我同意写他们要求的所谓「转化」的东西。那一天，我记得是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我最真实地体会了江氏邪恶流氓政治集团搞精神强奸的最邪恶手段。那之后的几天里，睡觉的时候，时常全身突然抽动而惊醒。为了怕走漏消息，他们找了两个快到期释放的人专门看着我，而且不允许他们接触劳教所中其他法轮功学员，这样，同修就无法知道我遭受的酷刑迫害。这两个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孩子，被劳教的原因是他们工作所在的印刷厂印过法轮功的资料而被关押。
坚持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他们电击折磨过，对我的电击折磨也不只这一次，被害人亲口告诉我的就有胡前锋、陈刚、胡长安、吴引倡，间接听说就太多了。2000年10月1日以后，一中队和三中队所有法轮功学员纷纷声明他们被迫签下的「转化书」作废。劳教所把这些法轮功学员集中起来，组成了专门的法轮功中队，由姜海泉负责，进行新的一波高压转化。姜海泉主要的手段就是电击，被他折磨过的法轮功学员不知有多少。在这期间，胡前锋被姜海泉和岳清金两恶警用两根电棍集中对头部进行了长时间电击折磨、逼供转化。陈刚被一姓石的小队长用电棍集中对头部进行了电击。胡长安被姜海泉等恶警铐在警察办公室的床上用多根电棍进行了电击折磨。
2001年下半年，三大队法轮功学员吴引倡被恶警岳清金带领七、八个警察在集训队院里进行电击折磨，参与的有集训队的警察，为了避免吴引倡在遭受电击时休克，还找了医务室的警察参加，他们踩着吴引倡的四肢用多根电棍对他进行残酷的折磨。我知道此事后写了一份反映材料，通过一位姓叶的副科长交给所长。后来某天，副所长庄许洪找我说他收到了材料，并调查了此事，说经调查后发现所反映的情况不存在。
女子劳教所的软硬兼施
2000年底各地到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非常多，于是他们不断地往劳教所里面送人，而像我们这些在里面待很久仍「转化」不了的，也了解了他们的伎俩，恶警怕我们影响新来的，就把我们分散转走。我们有六个人一起从「团河劳教所」转到了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的少年劳教队，是男队。
到了新安劳教所，女警察先是来软的，弄一帮人轮班天天跟你说，有的伪善地软磨硬泡，有的像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小将」大呼小叫，软的硬的变换着来，不让我们正常休息，这就是所谓的「春风化雨」。其实也是非常残酷的，就是要让你精神崩溃。
其中有一个参与「转化」我的女士。我就问她，「当初你学法轮功可没人逼着你学，那可是你自愿的，那时你是怎么想起来学法轮功的呢？」她说她身体有病，我就问她什么病，她还吞吞吐吐不想说，但后来终于说了，还是很严重的病——乳腺癌，炼功后全都好了。
于是我告诉她，原来我们炼功点也有一位乳腺癌患者，去作手术切开后，医生看到已经完全扩散了，根本没法处理，于是缝合后让她出院，回家安度余生，说只能活个把月了。她在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听说法轮功挺好，就来炼，悟性也不错，一个月两个月过去，还活着，状况也越来越好了，炼了不久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我一九九九年出国时她已经被医生判「死刑」两年了，还好好地活着呢。我对这位参与「转化」我的女士说：「你的命是法轮功给的啊，你今天这么说，你是在否定自己的生命啊！」
她当时无话可说，可是过不久，又开始重复那些歪理。我发现到，她心里虽有明白的地方，但强制的高压洗脑迫害完全扭曲了她，她怕旁边的人揭发她转化不彻底，她那一点点明白的地方也不敢说，江氏系统邪恶理论和谎言的灌输使得她也分不清对错了，但我看到了她的良心分明还在！这套邪恶的机制能把人性扭曲成这样！让一个人明明在被无理关押迫害后，却感激迫害者，甚至去帮着迫害别人，这令我痛心不已。
我的一年劳教到期前，劳教所的恶警凶相毕露，把我用手铐铐在椅子上，找一帮女流氓轮班地对我打骂大喊大叫，我一打盹就推我、踢我。在劳教所里穿的都是硬塑料底的布鞋，她们踢我小腿前侧，这地方没有肌肉，踢得全是血。还不行就开始体罚，找一帮少教队的少年犯按着我「军蹲」。这种姿势，后边的脚只前脚掌沾地，又承受主要体重，时间一长后脚和小腿完全失去知觉，那就交换前后脚，除了上厕所和吃饭，一天蹲十来个小时。我现在离开劳教所一年多了，小腿和脚掌始终一直感觉麻木。
「笑面虎」女队长李继荣
我在新安劳教所曾经有不同的大队负责「转化」我，在劳教期临到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折磨是劳教所四大队干的，因为我是跨劳教所转过来的，所以对我的折磨是所有以上各级：教育科、管理科、副所长、所长、劳教局认可的，所以他们全都要负责任。这个四大队是这个所里最邪恶的大队，声称「没有转化不了的」，女大队长叫李继荣。她在对我开始折磨前专门找我谈话，我非常清楚她一定是作恶多端的，她因为「转化」法轮功学员受过奖励，上过劳教局的报纸，我很清楚那些所有的「转化」成绩背后不知存在多少罪恶，但她讲话语气非常温柔，面带笑容！我心想，我倒要看看她凶相毕露时什么样。可是令我吃惊的是，她指使女流氓折磨我还是那么温柔，面带笑容。恶警的伪善我见得太多了，可是像她这么伪善的我还没见过，这才是最邪恶的！她玷污糟蹋了人的一切！如果人都这样表面伪善，内心又狠毒无比，温柔和笑脸还能代表美好吗？人世间还怎么分善恶？！
后来她转化不了我，就构陷了一场闹剧说我违反所规纪律，把我延期了。可能后来决定要把我转走了，她把折磨我的人撤了，把我送集训队关小号，让我掏全劳教所的垃圾。有一天又去找我谈话，这时的谈话更是让我恶心，她开始说软话，说什么「都是为我好」，还是那么温柔，面带笑容！我知道她说完这话转过身回队里折磨起人来还会毫不手软的，我用最轻蔑、冷肃的目光直视她隐藏在人皮背后的邪恶。
为了中国的未来 追究到底
曾经有人对我说，你就说不炼了不就行了吗，出去你再炼，谁管你啊。说这话的人是因为还不了解他们的手段有多邪恶，只要踏出第一步将会被一步步地推向无底的深渊：你说不炼了，那么好，接着就让你天天说；你要是也天天说了，那么让你再上电视报纸当着全国人说；如果你这也干了，下一步你再去不择手段地「转化」别人，折磨别人！哪一步你不做下去你就是「转化」不彻底，就继续洗脑施加压力。要是这些你都同意，且按这些恶警的要求去做了，你就已经不是你自己了，你已经和他们一样邪恶了。江是不惜一切代价使中国社会向邪恶方向转化。
人要是变成这样便已经和禽兽没有多大的区别了。但这些恶警怕被曝光，不让你死，有些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了。我在头脑不清醒时也做过违心的事，可是我确实在尽自己意志的极限在承受着煎熬，有时经常是在坚定和妥协的临界点辗转。对于这些披着人皮的禽兽，如果不是法轮大法修炼的真善忍充实着我，对他们的恨就能毁了我，我告诉自己必须平静理智。
对于所有亲手迫害过我的恶警，默认过对我的迫害的恶警，策划指使过对我的迫害的恶警和他们以上的各级官员，如果这仅仅是为个人恩怨，或仅仅是肉体的摧残，我都可以原谅他们。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是对人性、良心和纯正信仰的摧残践踏。我宁愿忘了这一切，如果他们能停止犯罪，弥补过失，我也愿意原谅他们，可他们的邪恶还在不停地进行着。虽然有上级的命令指使，但凡有一点人性善念的人都不会这么做，是他们自己明明白白地选择了作恶，所以他们必须承担自己所做的一切！我必尽我一切财力、精力，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追查首恶江氏及其走卒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有罪行，公布于众，并采用一切法律手段穷追其实施群体灭绝、酷刑和反人类的一切罪行，将其绳之以法！在亲身经历这场笔墨难以描述的惨烈迫害后，我深信，惟其通过追究责任来重新建立正义，中国人民的未来方能免于浩劫。
第二章
精心策划 不惜钜资蒙骗全世界
江氏镇压法轮功运动比一九八九年镇压学运变得更加狡猾残暴。镇压者惧怕国际社会像一九八九年那样谴责他，断绝外交和贸易往来，如此他们就没钱支持下去了。因此自从法轮功学员开始被关押入监狱劳教所以后，随着迫害的事实在国际上曝光、国际人权组织和媒体调查的压力，他们开始斥钜资到监狱劳教系统进行修缮，伪装出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人权环境。以下是这些伪装的设施：
‧拆下了高墙上的电网，换上了红外探测器和摄像机﹔
‧高墙上粉刷上各种体育运动的图案；
‧牢房窗外的铁栏杆换成了做成孔雀图案，漆白色的铁栏杆；
‧每个牢房添置一个金鱼缸和一些盆栽植物，一台电视机；
‧伙房的所有炊具换成不锈钢炊具，原来烧煤的炉子换成了煤气灶；
‧院子里种树种草坪，放养着鹿、兔子、鸡等。
做这些设施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那些因盗窃、抢劫被送入劳教所的人重新做人，使社会安定吗？这样的设备是北京的名牌大学都比不了的！其实一切只是为了向国际社会伪装劳教所里有良好的人权状况，可是事实是设施提高档次了，酷刑虐待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少。
这并不是个别劳教所的情况，劳教所的狱警说他们到南方的劳教所参观，发现那里的劳教所比北京的建得还要夸张。另外，劳教所系统的狱警开会地点都是选在风景胜地，劳教所所长和一些警察还经常到国外旅游参观。但是与此同时，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却付不出工资来，许多边远和贫困地区的学校连为孩子们建一所最简陋的校舍的钱都没有。
「团河劳教所」自从开始镇压法轮功后还招了一批大学生，他们不是一般中专警校毕业的，是正规的本科，而且什么专业都有。他们刚毕业，对人生充满希望，刚来时也很有工作热情，可是在劳教所里他们找不到任何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在劳教所警察的上下级之间没有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平等和尊重，平日在所里，副所长庄某对下属一贯横眉竖目、动辄辱骂喝斥，只有会搞关系的和敢于违法行恶的流氓恶警才有擢升的机会。对法轮功学员施行酷刑的事那些老流氓恶警背地里干，这些新人都不知道，他们的任务就是扮演「春风化雨」那一面。
我问他们，怎么想起来到这鬼地方当警察了？他们也很直率，告诉我他们都是外地来的，说就是想要个北京户口，哪料想到这里算上了贼船，白天工作，夜里值班，周末没有休息日，也没有加班费，怕他们不稳定，户口、身分证、毕业证等所有换工作可能需要的证件都被所里没收了，实际上已失去了人身自由。
在这里我也亲身见证了这场镇压的另一个主要部分──新闻造假。在二○○一年下半年的一天，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我整整一下午，先是一个声称是英文节目的主持人用英文采访，然后是焦点访谈的女记者李玉强，她曾在造假的自焚新闻中采访病床上的刘思影（李玉强现已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www.zhuichaguoji.org」列为追查对象）。他们表现得非常支持法轮功，问我怎么开始修炼的，有什么体会、受益。我于是尽述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体会和对大法法理的科学性认识，表面上看那真是一次愉快的采访，要是在九九年以前还可能。
可是采访我的镜头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中并没有见到，相反的，在二○○二年九月，一个布鲁塞尔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使馆前炼功时，一个中国官方人员给了她一张VCD光盘，里面全是攻击法轮功的内容，她看到里面有我的镜头就把光盘寄给我。我发现就是那次采访的镜头，但他们把我的话脱离了上下文，又加上画外音，完全违反了我话中的本意，用以攻击法轮功。其实他们如此费力地装模作样采访一下午，就是为了套取一两句话，试图掩盖我在劳教所受到折磨的事实。
劳教所内的特务
还有一种情况非常复杂，就是特务冒充法轮功学员渗入到劳教所里。他们声称是炼法轮功被抓的，也表现得特别坚定，法轮功书上的一些道理他们也都能说上几句，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转化」了，反过来还殴打、迫害法轮功学员。
他们最擅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有时装得很像，但他们绝不是法轮功学员。他们毕竟是在伪装，他们的思维和人格表现是不一致的、不连贯的，充满自相矛盾。法轮功是讲善、讲忍的，真正炼法轮功的人修炼以后，在心态、面目上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可是这些人没有这种内在的东西，这是装不出来的。他们和那些被不情愿地强制转化的炼功人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言语中体现的是一种浸透了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历来的那种基于阶级斗争、人人为敌的思维，而且往往也自以为在这场人与人的争斗中攀上了统治阶级，聪明地掌握了一切。这些状态他们自己意识不到，但在炼功人看来非常明显。
在北京的劳教所，一般恶警不亲自动手打人，他们利用这些人来整人，而且他们整起人来比那些恶警还狠，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不负责任。法轮功学员鲁长军便被打得脊椎骨折，终至瘫痪。这还是在北京的劳教所里，有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制约，否则让这些人放手去打人就不知道要出多少人命了。
有些人说我们去中南海请愿惹着共产党了，其实并非如此，江集团这场镇压蓄谋已久，国安、公安的特务也早就渗透到法轮功学员中来了。一九九七年初，公安部门在政法委罗干等的授意下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搜集罪证定法轮功为「X教」。各地公安局几经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就此停止。九八年七月，中国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一九九八〕第五五五号〈关于对法轮功展开调查的通知〉，称法轮功为「X教」，公安部据此对法轮功实行了一系列「先定罪、后调查」的行动。在〈通知〉的指导下，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江苏、辽宁以及山东等一些地方公安局宣布炼法轮功的群众炼功是「非法集会」，强行驱散，并查抄炼功群众的私有财产，拘审、关押、打骂炼功群众，同时动用媒体进行批判。在「团河劳教所」我碰到一个来自外省的法轮功学员，想起在迫害开始之前认识的来自和他同一省份的学员易某，就向他打听。他说知道这个人，此人导致很多大法弟子被抓捕，是个特务。
我一下想起那是一九九七年，此人拿到我的联系地址，在我的住处留宿过几天。当时他不上班，专门在全国各地游走，他到我住处没两天，李洪志老师发表了一篇短文〈猛击一掌〉，谈到有的人不在自己家里安心修炼，四处乱窜，在法轮功学员家中吃喝拿要。我一看说的正是此人的情况，就请他走人了。〈猛击一掌〉这篇短文中还有一句话「今后再有这种情况，可按常人中的骗子对待报警，因为其人绝不是我们学员。」我当时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在劳教所里听这位学员一说，不禁恍然大悟。
其实那些警察和这些渗透进来的人最了解法轮功学员，他们很清楚我们仅仅要求炼功的基本人权，只是他们已经被灌输得不会用人性的基点去思考问题了。
如果法轮功学员真是在图谋政权，那么这种渗透真会管用。但我们没想要谁的政权，我们是在修炼，这就是他们镇压法轮功不能如愿的根本原因。其实江泽民利用政权迫害法轮功所做的灭绝人性、伤天害理的事恰恰是把中国政府的党国变成家国，把它推向崩溃深渊。江才是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
上级明显准备拋出下级作替罪羔羊
法轮功学员不会搞什么暴力革命，但所有以下各级被指使实施迫害的人，各级六一○（编者注：六一○办公室是中国政府为镇压法轮功学员而专门设置的机构。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为了避开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序，在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的直接命令下，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专职镇压法轮功的机构「六一○办公室」，遍及全国城市、乡村、机关学校。该机构从成立、组织结构、隶属关系、运作和经费的各个方面都打破了中共和中国政府的现有构架，并有超出中国现有宪法和法律的权力，任意使用资源。由于该「六一○办公室」全面控制了所有与法轮功有关的事务，因而成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私人指挥系统和执行机构。这个不具任何法律依据的组织在性质上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革小组」相似。鉴于「六一○」办公室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应对在镇压过程中普遍发生的致死、致残、酷刑、任意拘禁、劳教、判刑、罚款等非法行为负主要责任。）干部、警察、特务在执行迫害中所做的事根本是违法的，上级的命令并不能使这些人逃脱责任，所以他们也必将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所有被利用来整人的人都没有善果。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煽动十几岁的中学生来整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利用完之后就把他们一脚踢开，让他们去「上山下乡」，到山沟里去「修理地球」了。在许多地方造反派今天搞武斗整人出了风头，过些天却被说成反革命暴乱而遭血腥镇压。
在「天安门自焚栽赃案」中充当演员的刘春玲母女均被灭口。这些参与各种罪恶勾当的各级特务了解这样的「国家机密」，他们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威胁，难免在未来的某天会成为被整治的对象。在海外实施的各种见不得人的特务活动，若其中任何一个知情的人透露出去都会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这些被指使者和知情人必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将来形势稍有变化时，各级参与整治法轮功的政府官员、六一○、警察、特务都会毫不犹豫地拋出下级当替罪羊来为自己脱罪。
这一点在北京的劳教所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副所长以上和劳教局里，只向下面要「转化」率，从不直接参与酷刑，但实际上都是他们暗示和默许的。当酷刑被曝光，国际上的压力从上边下来时，这些所长又道貌岸然地故作姿态，对发生酷刑的队严加制裁。每当这时，像「团河劳教所」姜海泉、岳清金这些在第一线苦心钻营想通过整治法轮功升官发财的恶警就像霜打的茄子。可是等国际压力一过，上面又开始要转化率，姜海泉后来又被提升为副科长，还混上了出国旅游的机会，从此摸透了领导明做姿态、暗许酷刑的心思，开始死心塌地作恶。可是他没想一想江泽民自身都难保，他又怎能逃脱惩罚？
初学《毛选》 如梦方醒
我对共产党一直没什么特别的想法。真正看清他，是当我亲身经历这场迫害时，在劳教所里。有一阵子劳教所的警察换了洗脑方法，暂停了打骂体罚，让我看《毛泽东选集》。我也想看看到底里面讲些什么，便仔细去看了看。以前除了中学课本里选的「老三篇」等课文外，我从没有系统地翻阅过共产党书籍的原著。我一直以为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哲学流派，有一定哲学研究价值。可我在劳教所里一看，才如梦方醒。发现中国人都被骗了。
记得看《毛选》头两篇印象最深。第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二篇是〈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都是这种分析人的「革命性」的文字：
「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这一批人很能勇敢战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我发现这种阶级的画分标准，是就每个阶层对于革命的倾向性不同、可利用的程度不同来画分，其目的昭然若揭，就是不择手段地利用人性自私的一面，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根本不考虑任何道德标准，甚至对于黑社会组织，只要能利用，一律是朋友。
再看〈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其中有一句毛对流氓地痞的评价就更露骨了：「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后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再看下去，满篇都是系统的教唆暴力杀人，举例言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换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绅权。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小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
「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办法。」
「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在我以前的印象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东西不管能不能实现，起码没叫人干坏事吧，可这一看，这就是教唆犯罪，利用、领导流氓地痞造反啊，这样的东西怎好意思印出来让人学呢？
上高中的时候，我校有一位比我高几届的学生被判刑了。这可是少见的事。我所在的中学是东三省升学率最高的，在校学生都是通过中考选拔出来的成绩最好的学生，我们那届毕业生考了个「大满贯」，所有在册学生考分都超过了高考录取线。在这样的学校，多少年也出不了一件学生违法的事。据校长讲，是因为他阅读太广泛，最后信奉别的哲学流派，不信马列主义了，后来因为言论不慎，被罗织以反革命之类的罪名而判刑。校长经常以此为反例，告诫我们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当时我感觉那个学生被判刑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从没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但当时隐约有一念：哦，阅读广泛就可能产生别的信仰，并非只有马列主义一种信仰。但我也没深究，因为从小学开始，我们只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最正确的思想体系，我们从没有机会接触或选择不同的思想信仰。现在我便能理解这位同学了，他的经历是典型的觉醒的中国人的经历，他的被迫害是中国社会典型的信仰迫害事件。
重获自由以后，我在网上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找出来看，看到底里面都在讲什么。我也看过基督教的《圣经》、老子的《道德经》、释迦牟尼的《金刚经》，但在我三十岁以前从来没有机会独立的用自己的思维对比和审视共产党的书，现在回头再看共产党的书，我发现《圣经》、《道德经》、《金刚经》，还有儒家的四书、五经讲的都是教人向善，人看了会感到内心宁静，思想会得到升华。可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毛选》里面讲的就是教人如何暴力斗争、抢劫、杀人，毫无精神内涵，根本不能称作哲学，至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那简直就是诲淫诲盗。
这么明显的对比，我为什么以前没有认识到呢？回想起来，我现在所了解的关于《圣经》、《道德经》、《金刚经》等书籍，都是我在大学毕业以后才逐渐接触的。在我所受的教育中，真正传统的儒、释、道的经典根本就接触不到，共产党把整个文化教育体系给封闭了，你无法得到其他可以与之对比或衡量他这套东西的基点。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解：共产党意识形态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大同社会的理想。但为何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困苦不堪呢？我在劳教所里看《毛选》的时候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发现在这部创始人的著作里，你找不到任何关于怎么建立大同社会的论述，讲的只有如何利用穷人打倒富人。我不得不说毛的心思并不在如何建立一个能给人幸福的社会制度上。
很多人觉得共产党的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很好啊，没有错啊。如果这个共产党的社会制度是顺应宇宙规律的、是正确的，那他所统治的国家就应该是世界上最昌盛的，可事实表明，共产党国家的人民都陷入了更可悲的贫困、迫害和杀戮中。那些分成两半的国家对比尤其鲜明：南北韩、东西德、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共产党这一边人民痛苦贫困不堪，另一边却繁荣昌盛。为什么？
如果按他说的，其他社会形态所有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处于对立的阶级矛盾之中，那么他所掌握政权的这个社会，他与人民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这些矛盾呢？在公有制度下，虽然没有资本占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但还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分配的决定者和被决定者，他们之间有没有矛盾对立？是不是阶级矛盾？我觉得共产党社会和其他社会形态下的人与人的关系类型并没有本质区别。
关于平等，生命在每一个抉择的时刻都是平等的，生命都有平等的选择的机会，在每一件事上，你都可以选择善行，或者选择恶行。但在选择之后，不同的选择会造成不同的因果。生命在不同生命历史时期所做的一系列选择的不同，那么到后来体现出来的命运机遇差异就很大了。所有的生命，你给他们一个平等的相同的起点，开始进行一样的工作。起点虽然相同，但开始之后，很快便会显现出差异。人的男女、高矮、胖瘦、各方面的素质都不同，生命的个性及特性的多样性才形成了繁荣的宇宙和人类社会，生命个体间的差异是必然存在的。个体差异的存在使生命适合于不同的社会分工、不同的位置，那么有的就做领导工作，有的做具体工作。大家都做领导，社会即无法存在，这不是不平等。
人有自私的心想过得好一点，一般情况下，人们是在遵循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前提下，通过个人的努力工作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不计前因，无视个体差异的客观存在，强制地使用暴力手段、无视一切道德公理和法律、强调立即实现所谓的平等，实际是在利用人性中最不好的思想，煽动人成为他们夺取政权和社会财富的工具。所以共产党的思想从最开始就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而从道德面来看则完全是恶的。共产党所说的大同社会的理想是最大的一个谎言，分配制度的公有化不能解决任何社会矛盾的实质，如果有这样的社会也根本不可能通过暴力革命剥夺富人的钱财来实现。
我越思考越发现，在我所出身的这整个教育体系中，我们都被骗了。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场迫害越疯狂就越让人看清其邪恶，最后毁灭的将是迫害者自己。
揭开「劳教」之谜 认识自己可悲之处
这个「劳动教养」里面的心机可大了。「劳教」是中国特有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监禁方式，不经法庭审判，由公安局申报，地方政府批准就可以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一到三年，被剥夺自由的人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名义上说，被判劳教不服的可以申诉。但你要真以为可以申诉就太幼稚了。在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已经被送到劳教所，扒光衣服、电棍加身了。在外面你都没机会为自己辩护，在劳教所里更不可能了。我只看到劳教所里使用一切高压手段逼你认罪，没看到过任何一例申诉成功的。
那么同是剥夺自由，劳教和经法庭判刑有什么区别呢？在宣传上和中国的教科书里对劳教的解释是说，这是对轻微违法人员的处罚，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被判刑的就上升为敌我矛盾了。可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一点也没体会出「人民内部」来。出来以后了解了其他地方的情况，才知道劳教所整治法轮功比那些关押经审判判刑的监狱还狠，在全国各地的劳教所出了上千迫害致死的人命血案。还有一点明显解释不通，经法庭审判可能只判一年，而劳教最多可以三年，还可以延期一年，就是四年。而且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期满后并不予释放，反而转入洗脑班，待上几天后再次劳教，成了无期徒刑！说这是对轻微违法人员的处罚，分明一点儿也不轻！
实质是怎么回事？「劳教」其实是共产党发明的一种为了具有任意剥夺他人自由、打击异己的特权而发明的一种完全违背法律的暴力统治方式。它一经发明就极力地伪装，以处罚轻微犯罪和人民内部矛盾为名，从而以一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存在，并贯穿在整个中国宣传和教育体系中，从小灌输全国民众认同。这是中共蒙骗全中国人多年的又一弥天大谎。一般的人不会注意它，不知道也想不到去追究它的来历、用意何在。这是这部暴力机器体系中最富心机的部分，尤其是江氏流氓集团的暴力性、违法性、邪恶性的集中体现。
挨整的人一进劳教所就会看清楚，这个江氏暴力集团实质上根本不关心社会治安，劳教所恶警为达到整治人的目的，会教唆动用所有劳教所内的社会流氓来整治法轮功学员。在新安劳教所，恶警教唆那些十几岁的少年犯来折磨我，这些孩子出去以后会成什么样？会怎么看待社会和政府？是谁在祸害中国社会？
其实平常劳教所关押偷盗、抢劫、吸毒人员，只是为了替这个违法剥夺人民自由的机构有一个得以存在的借口而做的姿态，同时积累暴力整人的经验。等运动起来了，要整人的时候，比如「文革」时整知识分子，现在整法轮功，才是他真正要发挥作用的时候。他的发明者深知他们的整人运动是无法面对法律的，是见不得人的、完全非法的，根本没法拿到法庭上说的，那么就以处罚轻微违法行为为名，瞒天过海地保留了这样一种可以任意抓人、监禁人、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的暴力手段。
我想起上初中二年级时的一件事，那是一九八三年，大概是改革开放以后最严厉的一次所谓「严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简称）。当时听同学说「风声非常紧」，晚上三、五个人在街上走就可能被抓。有一天，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去长春地质学院前面的广场看公审犯罪分子，我当时对审判毫无兴趣，但我注意到那些被审的人真的像电影里一样被五花大绑，两个警察在两边押着，低着头，背后插个牌子。那是冬天，东北最冷的时候，我十二岁，被迫在广场上站了整个一下午，都冻僵了。现在当我亲身经历，成为专政下的迫害者的时候，回想起这事，我感到恶心，因为我看到这个流氓集团其实根本不关心社会治安，「严打」是他们在积累暴力经验，而公审是在威慑民众，让所有的中国人从小就得见识被政府当成对立者有多可怕。回头看我整个受教育的过程，就是被欺骗、恐吓和侮辱的过程！
在劳教所的残酷肉体和精神迫害中，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多年上学所学所背的一句话的真正意思。这句话从上初中的时候，政治课本上就叫我们背，说我们国家的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说实在的，经过那么多考试，背了那么多年，到清华大学毕业了也没仔细考虑过这话是什么意思，到底对不对。我心里想的就是，让我背我就背，管他什么意思，反正跟我无关。政治课本中对此的解释就是「人民对少数犯罪分子的专政」。反正也说了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统治阶级，行啊。就这样，「专政」这个一向代表暴政和不人道的词，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制度的定义里，所有的中国人从小就被洗脑灌输认同他，认同暴力，认同对同胞的迫害。不过现实和书上说的还是相差太大了吧，我没犯罪啊，我们被抓的都是主流社会民众，使这个社会受过最好的教育、最安分守己的人，人们常说我们是国家的栋梁。我们这样的人被当成「极少数」来专政，那谁还是大多数？谁是统治阶级？当我成为专政对象的时候，才发现这事不对，而且不是和我无关，这可不是写在书上背着玩、无所谓的事。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人对自己是不负责任的。一个暴力的、错误的机制在被认同之后，那么他用在谁身上不过是当权者一句话的事了。今天没轮到你，也许明天就轮到你。只要说你是「极少数」，是「人民的对立面」，这套整治人的暴力机器就在全国人民的认同下加在你身上了，历次政治运动整人都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来打击「极少数」。
重获自由 情感复苏 始知爱尔兰的营救
2002年三月，我离开了被羁押二十二个月的北京团河劳教所。说实话，当我迈出劳教所大门的时候，没有喜悦，没有想将来要做什么的打算。在离开前两星期的那次蓄谋已久的电击折磨中，我的精神已经被强奸了，一个人精神的自由被剥夺时，肉体的自由便毫无意义了。
况且那并非真正的自由。从被释放起，我便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有一次，我哥开车载着我，看到后面一辆轿车从家里便一路跟着。还有一天，我与父亲、侄子去商场，我父亲骑着三轮车，我抱着侄子面朝后坐在后面，后面一辆轿车走走停停，保持一百多米的距离一直跟着。在官方的刻意封锁下，我当时不知道国际社会对我的营救活动，本想陪父母多待些日子，可是我发现这样被监视只能带给他们压力而不是快乐。
有一天我回家稍微晚了点，一进门便感觉气氛很压抑，原来家里人都以为我又出事了，他们的压抑心情压得侄子直想哭。我从劳教所出来以后那几天一直吃不下、睡不着。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的是真正的精神上的自由，并且彻底揭露他们！我不知道当局会不会让我出境，便决定试试，请哥哥帮忙订机票。我出了劳教所在家待了十天后，父母到机场送行，分手时跟我说，「如果这次能出去，就永远别再回来了。」
回到爱尔兰之后，看到海外法轮功如火如荼的发展，许多西方人也在修炼法轮功，各界给予法轮功很多的支持。对于我个人的情况，爱尔兰社会各界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许多三圣大学的同学跟我说他们曾参加过呼吁释放我的游行，为我寄过请愿信。我收到很多当时他们游行时穿过的印着我的照片的T恤衫。我看了他们当时游行集会的录影，他们在中国驻都柏林使馆外用中文不停地呼喊「释放赵明」。
校长跟我说他参加朱镕基来访的晚宴时当面递交了两封要求释放我的信。在朱镕基和爱尔兰总理爱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好几个记者提出关于我的问题，爱亨总理对记者说他已在和朱镕基的会谈中向朱镕基提出了我的问题。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玛丽‧洛宾逊女士，曾是爱尔兰总统和三圣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她在任期间三次去中国，每次都亲自向中国总理提出关于我的事。虽然身处众多关爱、友善的人群中，但我就是感动不起来。在劳教所的电击折磨、肉体煎熬、精神迫害后，我在情感上完全是麻木的。
为了欢迎我回来，三圣学院研究生学会、国际特赦组织和法轮功学员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在记者会上说：「回忆那些经历是件痛苦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人们真相，因为许多法轮功学员还在中国遭受着迫害。」在那一刻起，我胸中压抑的怒火才得以缓解，因为这是我自己本愿发出的声音。
过了很久，我才有机会静下来想一件事，爱尔兰人为什么这么帮我呢？这对于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人来看是不可思议的！我原来在三圣大学的生活圈子很窄，许多学生根本就不认识我，还有那些人权组织的人，他们一起成立了专门的组织「赵明之友」，定期开会协调营救我的活动，还设立了专门的网站来公布有关资讯。他们图谋什么？他们有西方反华势力支持？他们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
在我回来之后，接触了一些曾为营救我做了很多努力的国际特赦爱尔兰分部的人，才渐渐地了解人权的概念。其实他们不仅在帮我，他们也在帮助各国受到各种迫害的人们。有一次他们请我作为被成功营救的人在他们的一个活动上发言，那次活动他们给全爱尔兰加入国际特赦组织二十五年以上的成员颁奖，有的人都七十多岁了。
还有一次，我参加他们的中学生国际特赦成员的活动，给这些中学生讲我的经历。组织者担心这些孩子坐不住，让我尽量缩短发言时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很静地听我讲，我讲完后由他们提问，问的都是和采访我的记者一样的问题，表现得很成熟理智。这即说明了在爱尔兰这个国家有着长期的人权教育基础，在公众中有坚实广泛的人权理念。人权在这里被认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当然政治家也维护人权。可是在中国你要求人权就被扣上有政治图谋的帽子，认为你要夺取政权，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已经没有了人权概念。我回到爱尔兰以后，吃惊地发现早在一九四八联合国就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了。可是在中国这是个秘密！我从不知道我有这些权利！
迫害者一直想把法轮功说成是搞政治。我学法轮功也算比较早的了，从没看到这个群体里有人意图以法轮功参与政治，如果有这样的人，大家都会反对他。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揭露这场迫害，结束迫害，法轮功绝不会成为一个政党，法轮功学员也不会去像共产党当年一样去搞什么暴力革命。其实从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集团操纵国家机器开始在全国抓捕法轮功开始到现在这四年里，在任何一天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都可以，给法轮功学员炼功的权利，中国也不会因此而怎么样，法轮功绝不会夺谁的权。
但这场迫害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江对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已罪大滔天了，我们坚决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循法律途径制止迫害。（目前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迫害证据，可见法网恢恢邪恶人榜数据库http://www.fawanghuihui.org）。
编者按：赵明2004年8月4日发表文章，自述在北京团河劳教所遭药物损伤。他现在认为回到爱尔兰后情感麻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精神药物导致。以下为赵明的自述 ：
赵明自述在北京团河劳教所遭药物损伤
从劳教所被释放两年多了，我现在两腿下部还是一直感觉麻木，两脚走路多了还痛，我一直以为是在新安劳教所有一段时间“军蹲”体罚导致的，后来回忆起一些事，我才意识到其中很可能有神经损伤药物的原因。
对于我在中国时所遭受的迫害，我一直以来谈的都是我所直接经历、亲眼看到的、明确发生的事，许多都是有很多证人可以证实的，将来迫害结束了，这些事都可以取证，我也没夸张的讲过什么，我讲的在法律事都是切实的证据。其实还有一些事我一直没讲，比如说，我在团河劳教所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能曾被通过食物施用精神药物，这种事不像被殴打那样是我直接所见，所以我就一直没讲，但我回忆起来，还是有很多线索，所以我现在把它讲出来。
我在新安劳教所被体罚是在2001年4月底、5月上旬，那时在我一年劳教期结尾，新安劳教所恶警加重了对我的折磨，腿脚的麻木感就是那时的长时间军蹲体罚导致的。后来我被延期了，2001年5月19日我被转回到团河劳教所，后来有一段时间，腿的麻木感没那么严重了。可是到2001年底、2002年初，又感觉下腿和脚部的麻木突然又变得严重了，但那时我并没有被体罚折磨，这是很奇怪的事。
2002年新年前，我被隔离了，在团河旧西楼的一楼单独关押，有人24小时盯着我。在这种隔离环境下，如果在菜里加入什么药物，我是根本不可能知道的，那菜总是做的极咸。那期间有过一次呕吐的经历。那是刚到旧西楼没几天，一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翻身，胃里难受，最后感觉吃的东西往上返，恶心，我起来到厕所一下就把晚上吃的东西都吐了，吐完就不难受了，睡着了。我炼法轮功以后胃很好，那天也没吃什么特别的东西，所以这种呕吐很奇怪。
恶警强行灌食
记得2000年6月底我在“七处”被关押的时候，我绝食绝水，七处的医务室主任给我灌食，犯人们叫他“兽医刘”。一天，他叫了一大帮警察十来个，在医务室站了一圈，把我按在中间的地上灌食，他在旁边桌上把一些药片碾碎，说是给我准备营养液。他准备好了“营养液”，用很粗的一个大注射器灌了满满一注射器，开始插鼻饲管，我坚决抵制，我不停的使劲的呕，这样管子插到食管一定深度就插不进去了，再插就从嘴弯出来了。他就拔出去重来，把我鼻子捅出了很多血，最后很多次也没插进去，他气急败坏的说：“往里打，流也能流进去点。”
就这样，鼻饲管刚插在食管半截，他们就用注射器往里注射“营养液”，结果绝大多数都被我吐出来了。那液体很苦，不知他里面和了多少药片，但我什么病也没有。我回到号里后，一次一次不停的呕吐，其实我一直在绝食绝水，胃里什么也没有，就是流进去的那一点“营养液”，吐出来的西药味极大。人们都知道，很多西药是不能空腹吃的，就是因为对胃的刺激极大，我什么病也没有，在我几天食水未进的情况下，他给我灌这么浓的药液，就是要折磨我，真是够恶毒的，幸好我抵制着他没灌进去，只是流进去一点，要是真的灌进去了就惨了。
所以我觉得在团河被隔离期间的呕吐可能是食物中的药物导致的。2002年初，我腿脚的麻木感越来越严重了，我跟警察说了，2002年2月左右，他们带我到劳教所附近的团河医院做外科检查。医院的大夫拿一个金属的不带刃的刀状的器具轻触我身体各处的皮肤，一触，就会引起皮肤的抽动反射，这样来检查皮肤的神经功能。
因为是检查身体前侧，我一直看着他检查各个地方，我吃惊的看到当他触我的大腿根腹股沟附近的时候，我的皮肤没有反射！大夫反复检查了几次，我记得他问了我至少三次“你大小便能控制吗？”我说“能控制”。我虽然大小便能控制，但确实有不正常的感觉，就是我感觉肛门和尿道内壁是麻木的，不知道排便排干净了没有。
可是大腿根和排便器官的这些麻木症状当时在新安被军蹲体罚时并没有，这肯定是在隔离期间导致的，而那期间我没有被军蹲体罚，所以这只能归结为吃了损伤神经的药物导致的。而腿脚的麻木感是被这种药物加重了。
我记得小时候看日本电影《追捕》，检察官杜秋以患者身份潜入精神病院调查，被服用神经损伤药物迫害，他每次吃完药就用手捅嗓子把药吐出来，得以保全。可是我完全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无从抵制。好在法轮大法有自动保护修炼者的功能，绝大部份药物都通过呕吐或排便排出去了，要不然我今天就已经变成“横路敬二”了。
回忆起来，其实我在团河劳教所被监禁的结尾一段时间和释放后的一段时间感觉非常不好，回到家了也吃不香，睡不着，脑袋木木的，我在劳教所里被折磨得最艰苦的时期都没有那么难受过，那时我沾枕头就着，在鏖战中利用每一点时间休息。我以前曾写文章说，我出来以后感觉情感是麻木的，我一直以为那是洗脑迫害导致的。现在我才想起来，其实那种情感麻木的感觉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精神药物导致的。
那么，在劳教所里用神经损伤药物迫害，这不是一般的警察单独能做得了的了，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专业知识和药物来源。我想这决不是一般的级别的警察参与导致的，但使用神经损伤药物迫害我的最直接的执行者一定包括在隔离期间看押我的“攻坚班”警察，因为别人无法有机会在我的食物中掺药。
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其使用的手段之邪恶程度上也确实是登峰造极了。现在这些事那些恶警可能觉得都瞒得挺好，其实等江泽民一倒，法律公正能在中国实施的时候，这些各级参与迫害的警察、官员自会相互揭发、转嫁责任，到时都会真象大白。
绝不在默认迫害中苟活
回到三圣学院，系里提供奖学金供我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包括我的学费和基本的生活费用，仍是原来的导师，原来的实验室，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我又恢复自由平静的生活了。但我的祖国还在持续的这场残酷迫害，使我无法若无其事地平静生活，我的朋友们的死亡，一次一次地撞击着我的心。
一回到爱尔兰，我就在明慧网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大学同学袁江。袁江一九九六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系，在他毕业前，我们每天早上都在一起炼功，毕业后他在兰州邮电局下属的一个公司工作。他是出色的通讯工程师，后来做到了公司副总经理。他在兰州被警察折磨死了，留下年迈的父母。
几个月后，又一个我认识的北京法轮功学员王潺被迫害致死。他在山东被警察拘捕，九天后就被折磨致死了。王潺生前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明慧网记录的死亡人数一天一天的增长着，我知道中国的情况，能够核实的死亡消息还只是很小一部分。很多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都很年轻，那照片上一张张的脸，都那么生动真实，他们都是守法的公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就这样无辜地被剥夺了生命。
我决定在秋季学期开始之前请一个月假到欧洲各国旅行，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各界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这次旅行中，我到了丹麦、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五国。我的旅行是所到各国的法轮功学员给我买的机票，在各国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约见当地的媒体、人权组织、议员，以我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讲述在中国所发生的迫害，各地媒体做了广泛的报导。
在丹麦的时候，正好赶上亚欧经济会议，亚欧各国首脑齐聚哥本哈根。我在这期间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论坛上，讲述我被迫害的经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讲完后，听众中有个中国人站起来用英语提问，他说他来自中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想问我一个问题：「在你被释放之前写过什么东西？」然后还特别提醒我，「法轮功是讲真善忍的」。
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江氏集团派来的，想阻止我揭露江氏国家恐怖主义迫害人民的真相。他问完之后，我从第一排听众席上站起来接过话筒，我说：「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接着我讲了在我被释放前，被劳教所警察酷刑逼供的经过。我说：「现在的赵明是在自由状态下发自本愿地说话，我藉此机会郑重声明我当时在酷刑折磨下所写下的东西是违背我本意的，这些东西恰恰是我受到折磨和精神迫害的证据。」我看着提问的人讲，讲到这我看到他表现很窘迫的样子。
后边的事更令我吃惊，观众席里呼呼地站起好几个中国人来，纷纷要发言，这是论坛，听众是允许发言的。他们看针对我的问题没有得逞，纷纷谈起什么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了，要维持安定的环境。别的法轮功学员回答了。
在欧洲一个小国的NGO会议里，提问的和回答的都是中国人，用的却是英语。我感到啼笑皆非，也感到很可悲。难道不迫害法轮功就不能发展中国经济吗？还是经济有所发展，人民就得自愿被迫害呢？我也看出来，这些人在讲话中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支撑他们的理由，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只是以所谓的爱国主义为借口硬说而已。
会议结束后，我走到后面和第一个提问的人握手打招呼，我说：「你这么大老远从中国来，就是为了问我这么个问题吗？」「你们在政府里做事的人其实心里最明白，你们最清楚我们法轮功学员都是无辜的，你们也清楚你们是怎么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这还使我想起刚回到爱尔兰时，翻看在整个营救我的过程中爱尔兰报纸的报导。我这件事情当时引起了爱尔兰全社会的关注，有很多的相关报导。有一篇2002年初的报导，是关于爱尔兰外交部长访华的。报导中说爱尔兰外长从中国方面得到确认，我将在当年三月被释放。后面还有这样一句，「中国政府说赵明已接受了充分的再教育。」想起这句话让我恶心得想吐。我看到这个流氓政治集团丝毫不掩饰自己是流氓，他们竟把自己违法酷刑逼供得到的东西拿到国际上来炫耀。可见他们历来对中国人民进行强奸民意、精神迫害已然使他们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而不以为耻了，还以为自己真的能控制人心。我现在就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全世界，什么是中国的「再教育」。那是酷刑、是强制洗脑、是精神强奸，他们的再教育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事情！
在哥本哈根发生的事情，看似只是一场争论，其实也不简单。我只是一个学生，被迫害了，当然要揭露这场迫害，江氏流氓政治集团为了我这么一个学生，竟然不惜耗费中国纳税人的钱派一个代表团来扰乱国际会议，企图使我缄口，可见他们多么害怕国际社会知道真相。这虽然只是一件事，却代表着其背后广泛实施的一类这样的事情，意味着一个来自高层的全国性的迫害政策和一笔钜额的资金投入。
在海外，有一个时期，江氏流氓政治集团派来的人活动很猖獗，有好心人也提醒我要注意，我也知道这个当年敢当着全世界开着坦克进北京杀人的流氓政权什么都做得出来，如果有一天我遇到什么不测，那一定是江氏这个迫害法轮功的流氓集团所为。可是今天江氏流氓集团对国人的迫害也残酷到使得民不畏死的程度，如果我不是今天有机会把真相讲出来，我的精神在劳教所被释放前的那次酷刑迫害中就已经被扼杀了。现在，我在明慧网上已看到四位我认识的朋友被迫害致死了：
袁江，二十九岁，通讯工程师；
王潺，三十九岁，银行干部；
张允弈，三十多岁主治医师；
白晓钧，三十五岁，东北师范大学哲学讲师，哲学硕士。
我既然今天还活着，只要迫害没有停止我就绝不会停止揭露他，我绝不在默认迫害中苟活。
法轮功如果以牙还牙 镇压将引起更大社会动荡
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从一九九九年开始到现在给大陆、香港和世界华人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和灾难，同时也攸关世界各国政府在江氏包括出卖土地、巨额订单、摆平北韩、攻打台湾和免除债负等等的威逼利诱面前选择是否秉持正义。许多事情看起来很平静，其实并非这场迫害不严重，而是法轮功学员的理性、慈悲和大忍把很多冲突都化解掉了。如果不是法轮功所教导的「真善忍」，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他们，这个邪恶流氓集团在中国和国外所散布的谎言及其挑起的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社会都将引起极大的社会动荡。所以许多人和政府都没有认识到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一切对人类社会有多重要的意义。
在北爱尔兰，由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差异经常导致动乱。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有数百万人在武斗中死去，很多县志里都记载了数千人以上的死亡人数。
当人们无法理性平和地面对矛盾所导致的反面教训时，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一件不好的事，可是今天法轮功学员在以理性、和平和坚忍面对屠杀的时候，许多人却显得麻木不仁。在中国，有的人毫无理性地听信谎言，有的人即使知道真相也漠不关心。在西方，有的政府即使有能力支援、按照他们所遵从的原则也应该支援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争，但在经济利益下，他们违背良心而保持沉默。他们如果还信神，他们的神能原谅他们为金钱利益，而对灭绝人性的迫害保持沉默吗？如果他们不信神，将来的历史能原谅他们吗？也有比较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完全被江氏邪恶所收买，在联合国投票反对谴责中国迫害人权的提案，这种国家的领导人是用自己国家在联合国的发言权来支援灭绝人性的迫害，这是在亵渎自己国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
在反迫害过程中，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已经完全地证实了法轮功所教导的真善忍是真实的。如果是一个以政权为目的的团体，或者是一个被宗教狂热所迷惑的团体都做不到像法轮功弟子那样。法轮功弟子能够做到，是因为法轮功所教给人的是人性最基本的、最正确的原则，而法轮功弟子牢固地坚守了这些原则。
没有做人最底线的历史教训
很多中国人指责法轮功学员去中南海请愿激怒了当权者，其实并非如此。参加一九九九年四‧二五请愿的人之中，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的人，也有经历了一九八九年大屠杀的人，谁不了解这个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政权呢？所有去的人都知道是在捋虎须。但是我们所要求的是人的最底线了。如果我们连这点都放弃了，那么做人所能生存的任何正的、还能称作为人的基础就都没有了。那人们迟早会走到生不如死的境地。假使当时在面临一九九九年四‧二五和七‧二○开始的迫害时，所有法轮功学员都默认了，不管抓谁了，只要没抓到我头上我就在家炼，都不去提意见，这场迫害将会发展成更大范围的随意抓捕、更肆无忌惮的殴打酷刑、更惨绝人寰的屠杀！而且受害的将不只是法轮功学员，中国也将彻底崩溃了。
江泽民后来的一些做法，铺天盖地宣传诬蔑法轮功，逼迫相信「真善忍」的人放弃自己的信仰，从小学就开始教孩子仇视法轮功，考大学考题要学生在答题中诬蔑法轮功。一向被宣传灌输得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大众意识不到这种是非颠倒和煽动仇恨对一个社会有多可怕，也意识不到这些事情发展下去会波及每个人，其实在历史上有太深刻的教训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几千万人，怎么发展到那一步呢？很多人为此指责毛泽东、指责共产党。其实那不仅仅是当权者的问题，也是当时所有人自己选择的，人人都跟着说谎了，都跟着推波助澜了，当时人们集体放弃了做人的基本原则──「真」！都跟着说谎，虚报粮食产量。可是多报了就得多交，最后连口粮也交了，落到自食其果被活活饿死的地步！那便是历史留给所有人的见证！留给所有中国人的教训！那个教训从反面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放弃基本原则「真」就是放弃生命！
但是一句「三年自然灾害」就把真相全掩盖了，几千万人付出生命都没能为中国人换来一个教训，面临真假、善恶、生死的抉择人们还是那么糊涂麻木，这才是最可悲的。
面对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和颠倒黑白的宣传，如果不是广大法轮功学员坚决抵制、和平上访、讲清真相、揭露谎言，迟早全中国人会像「三年自然灾害」一样自食其果，发展下去就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所以对邪恶迫害、颠倒黑白的默认绝不是「忍」的内涵。正因为法轮功弟子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迫害的最初就坚决地站出来抵制他。
第三章
开始作真正的中国人
我从小就好学，而且兴趣广泛，对各种学科都感兴趣。但上初中以后却非常厌倦历史课，记得当时历史考试经常只能在及格边缘。因为我觉得历史课本确实太没意思了，里面只不过是一些事件的时间表，这有什么好学的。其中的事件千篇一律的全是农民起义、朝代更替。所有历代皇帝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全都被称作统治阶级，都是阶级斗争理论批判的对象。更早的时期，我们被告知是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蛮荒状态，而当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社会形态。
大学毕业以后，读了一些课本以外的史书后，才发现其实并没有那种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进化过程，这种理论是一种假说，是基于共产党阶级斗争理论的一种杜撰。其实真正蛮荒状态的原始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所占的时间很短，中国社会很早就进入了不同形式的文明。被尊为中华民族始祖的三皇五帝时期的社会状态是非常文明的。他们的寿命都很长，道德水准非常高，文化水准也很高，三皇五帝和他们的一些大臣的发明奠定了中华文化各方面的基础，包括文字、音乐、丝绸纺织、医学、农业等。中国古代的文明与现代科技的文明有很大不同，那时人在对人体修炼、人体和宇宙的关系的认识上非常高超，同时又有发达的人文艺术来繁荣人的生活。
中国曾经拥有世界最丰富、久远的历史，可是我们在课本中却丝毫学不到，我们学到的是一部完全篡改了的历史。在这部篡改了的历史里，人物没有性格，只有阶级成分划分。其实人物的思想才是历史的主体，人们在不同时期的行为品格是我们后人参照借鉴的镜子。况且历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历史和中文语言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悠远丰富的中华历史诠释着中国的语言，加深了语言的内涵；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典故不断地在被归纳为成语，直接丰富着中国语言，这是世界其他语种所不具有的特点。
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只是一种文化，而中国古代历代却是不同特点的文化的融合，每个朝代在建筑、服饰、文学、艺术等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很不同。日本现在的文化就是学习和沿袭了中国唐代的文化，其建筑、服饰、文字、宗教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中国唐代文化的影响，仅学习了中国一个朝代的文化，日本文化也已经相当繁荣了。而中华文化是积累了历史上所有历朝历代不同特点的文化，所以不仅源远流长，且是世界任何其他文化所无法比拟的丰富。
在国外的博物馆，我看到一些中国古代的文物，那是我在中国时无法看到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这一切都被毁了。当我看到祖先的文化遗产时，才发现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多么高超、繁荣的文明中，跟那时相比，我们「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人，简直是进入了蛮荒状态。这怎么能说是进步啊，根本就是大倒退！我越发惊诧了，我被告知是炎黄子孙，可是我被断绝了与我祖先文化的联系，我不知道我的祖先是怎么生活的，我对历代为中华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先皇都持抨击态度，我祖先生活中的音乐、戏剧等艺术的各方面全被「破四旧」铲除了，而只留下了几部「革命样板戏」供我们娱乐。可我们的祖先并不是这么生活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生活在那片黄土地上，但没有了自己民族的文化，还能算是中国人吗？我发现我没有在当中国人！爱国？我在爱谁？
到了国外以后，我发现西方人也爱国，但我发现他们的爱国和我们中国人完全不同。我们中国人往往在反对什么人的时候才谈论爱国。按说如果是一种民族情感，中国在二战中被日本人侵略过，应该对日本人有这种反对和敌视，但我们在谈论爱国的时候，敌视的都是中国人。当年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就称之为「卖国贼」；「镇反」时，说必须抓出几百万或多少比例的反革命来，为了凑够数，不管是不是真的反革命，不整他，就可能得整我，就揭发别人凑数吧，就在自己同胞中「揪」出几百万来，将他们杀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治的人哪次不是被树立成国家的敌人？中国人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被共产党利用着、耍弄着，带着「爱国」豪情互相整，让仇视谁就仇视谁。这国得这么爱吗？
我觉得一个没离开过中国的人很难知道怎么真正的爱国，因为你没有一个角度去审视自己所属的这个民族，到底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无法理智地看待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怎么才是爱国，怎么才是害国。当我真正开始了解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民族的时候，劫持我们民族的那个江氏流氓集团却开始整我了，拒绝给我换发中国护照。他们真的想让人爱国吗？
谈到「护照」，说一个人是某国公民的含义是他受该国政府保护，所以在旅行时持该国护照。可是海外中国人是什么感觉？我们为我们所从属的种族和文化而自豪，却不是为迫害了几代中国人的这个流氓政治集团而自豪。谈「护照」，他们不迫害我，就谢天谢地了，那敢奢望什么保护啊？我在祖国时胆战心惊地生活着，离开祖国后，我的母亲、我的亲人、朋友才松了口气！
共产党的本质使得中国政治运动不断
我以前通过一些反思文革的文学作品对文革的历史有点了解，但在中国大陆能发表的东西谈到的还是很浅。我是个理工科学生，我对政治历史事件不感兴趣，连思考都没思考过，我也从没想到这个党会成心整人。但这次亲身被迫害的经历使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点，就是这场迫害完全是邪恶的、非法的，是江氏蓄意的从上至下贯穿下来的。回到自由社会后，人们也总是不停地问我「到底中国政府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不得不去思考。当我越来越了解教科书以外真实的中国历史后，越看越震惊。
这个共产党有一点和所有政党都不一样。其他的政党只是一个参与竞选、组织政府、有一定执政纲领、在治理国家上有一定倾向的团体。可共产党不仅是一个政党，他还做了所有政党都没有做的事情，就是他涉入了精神领域。共产党也讲怎么做人，他也讲人类社会是怎么发展的，他也讲宇宙是怎么构成的，也讲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是任何别的政党都不做的事情。中国人不信神，可不是不信教。中国人觉得外国人信宗教不可思议，觉得自己信唯物主义无神论才是最冷静、客观、科学的。中国人自己意识不到，共产党其实是中国最大的宗教。
可是人类社会中传统的正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天主教等都是教人向善的，讲仁爱、讲忍让。而这个共产党却是专门教唆暴力。在各种社会形态下，在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类型里人们之间基本都是一个稳定正常的状态，比如雇主与被雇佣者、主人和仆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丈夫和妻子，每一种人与人的关系都有和谐的也有矛盾尖锐的。可共产党把所有各种社会形态、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类型都突出其矛盾和对立的一面，并将其矛盾绝对化、普遍化，进而归结为所谓「阶级斗争」，甚至还把这种斗争正当化，说成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而系统地、堂而皇之地鼓吹暴力。
另一方面，作为宗教，他又做了所有传统宗教都没有做的事情。传统的正教是纯粹精神领域的，是不参与政治的。可是这个共产党却是政、教、军合一的，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作为宗教，衡量其正邪那就看他教人向善还是教人作恶。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不得不说共产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邪教，因为他自始至终都在拋弃和摧毁一切道德标准。
中国在不同的朝代曾被不同的民族统治过，可无论哪个民族统治，都在继承着、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可是这个共产党完全不同，十年「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说他出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差异铲除其他的宗教也算可以理解，可是他连孔子也要批判。我出国以后才知道，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华人中，孔子做为教师行业的鼻祖是最受尊重的，他的生日被定为教师节。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了尊师的概念，怎么学习？怎么继承文化？怎么生存发展？
他进入了精神领域，要想让人们信他。可是他事实上一再给人带来苦难，证明不了自己正确。一个错误的不能说服人的假理要想存在太难了，为什么文革有句话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呢？如果他让人自由地去思维，去选择，很快人们就不信他的了，他就会解体了。所以他就不停地对全民进行洗脑、宣传灌输，再加迫害，一切办法就是要对全民进行精神控制，这就是中国建国以来一轮一轮的政治运动不停的原因。这还不够，因为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度，儒家、佛家、道家的思想传承了两千来年，有着传统道德观念的人们是不会认同共产党的种种行为的，他就得铲除所有这一切传统思想，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经过这十年的浩劫所有的中华传统文化被完全铲除了，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都没有了，书籍、文物、寺庙一律被烧被毁。还不仅要在物质上销毁传统的东西，在精神上更残忍，所有的各学术领域的有造诣的人全要挨整挨批斗，称作「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劳动，甚至迫害致死。最著名的有作家老舍被红卫兵群殴，最后投湖自尽。
他们还变异了整个中国的教育，篡改了所有各个学科的学术书籍和教科书，在中国，学生学不到原始的正宗的各学术、哲学流派和宗教的东西，所有的书籍都被加入了站在唯物主义无神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基点上所做的批判。中国的课本更新反映政治动态非常及时，我记得比我早的文革的时候的小学课本里最初的识字内容就有「打倒邓小平」，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考大学的政治题马上就有关于反对法轮功的题，学生都得写认识表态，也看出来，这个共产党担心自己假理的没人信是如坐针毡一般的惊恐，在宣传和教育上的手段也算登峰造极了。这样所有中国人都封闭在共产党的理论体系中，也就不会去质疑他了，整个中国的人民就这样被操纵着，不知不觉地支持着他，充当着他的工具。
可是即使这样他并非就此安全了，因为他是违背天理、违背宇宙的特性的，他所教唆人整人，师徒、父子、夫妻之间互相检举揭发、划清界限，这套东西完全是违背人性的，人基于本性还会去反思。十年的浩劫，使中国人对他这套东西早就厌倦了，中国人凭人的本性也觉得不对劲，可是陷在他给灌输的立场之中想不清楚到底共产党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其实所有的政治运动他都不是无目的随便做的，他是系统的、有目的的，都是为了维护他的假理的存在。
他对于所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肯定是要铲除，对倡导者要迫害。在共产党体系以内，任何人要想搞偏离共产党的东西，想讲一点人性和民主，也无一例外地铲除、迫害，这就是其党内斗争的原因。「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每次都得迫害死几十万、几百万，这些人该被这样对待吗？按中国法律也说不通啊。文革以后的运动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八九年所谓「镇压暴乱」、九九年「镇压法轮功」，不管每次运动的名目怎么不同其实目的都是相同的，整的都是跟党跟得不紧的、想说真话的，或信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思想体系的。在这个国家里，你要想安稳地生存就得完全接受支持他的假理，就得按他要求的扭曲人性地去说谎，搞政治思想汇报，还得认同支持打击他所树的斗争对象。
这一系列种种的暴行表明，共产党根本就不仅是一个以政权为目的的团体，而是专司反人性的精神迫害的邪教。
在劳教所里，我所看到的在这次整法轮功的运动中的各种手段所体现的都是「假、恶、暴」。在被迫害中，我们一再不厌其烦地跟我们所接触的各级警察讲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而他们在整法轮功中所做的一切都是违法的，终要负责任的，可是很少有能听得进去的。那些人只要顺应了上级的旨意，能升官发财，明知违法也干。能够实施这么大规模的迫害、人能够被利用到这种程度完全是江氏凭借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系统地摧毁所有传统道德观念、系统地鼓吹暴力斗争、利用人性最不好的一面所导致的。
受共产党灌输，混淆了是非的人常说，所有的国家、政府、政党都一样，都得维护自己的统治。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第二种政党像共产党一样。在各国也许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平的事情或人权问题存在，但那是个别的，不是作为政府政策性实施导致的。而像共产党这样动用所有国家机器以整人为本业的没有第二个政党这么干。
说共产党邪，是说他所提倡的意识形态完全是恶的，并不是指责共产党的党员，是他利用了人性中最恶的部分，让人们互相争斗。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无知地被利用着，所以要圆融地善解、制止这一切迫害与苦难的最好办法就是揭露他，让人们认识他的假、恶、暴、反人类的邪恶本质，不是要把什么人怎么样，也不是要把哪个政权怎么样，只要人们不再被他利用欺骗，人们都不再认同暴力，不再随大流，不再互相整，一切自然就和平地善解了。对于江氏及追随者，我们可以用法律手段将其绳之以法。
共产党造成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体灭绝和良知灭绝
二战以后，国际法律界觉得纳粹集团的行为没有一种已有的犯罪定义能恰当地描述他，于是制定了新的关于「群体灭绝罪」的国际法。最近我看了《国际反群体灭绝公约》中对「群体灭绝罪」的定义，我发现共产党建国以来对中华民族的迫害符合定义里面五条中的四条。定义是这样说的：
「按照目前的公约，群体灭绝罪是指以整体或部分毁灭一个国民、人种、民族、宗教团体为目的而实施的以下行为中的任何一种：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导致该团体成员的严重身体或精神伤害；
‧故意有计划地对该团体的生活状况施以刑罚导致其整体或部分的肉体毁灭；
‧采用强制手段防止其团体生育；
‧强制把该团体的儿童转移到另一团体。」
当我看到共产党建国以来的真正历史的时候，我震惊了，共产党在中国干的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体灭绝。纳粹灭绝犹太人一个小民族费了那么大劲，共产党干得才叫俐落：占据世界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文化最丰富的民族，掌握其政权，然后对其人民任意蹂躏；像纳粹那样派军队去杀人，太费劲了，共产党令其人民自相残杀，一次运动下来，至少就杀了几百万人；这样还不够，让其人民乖乖地把粮食全交上来，自己活活地饿死，一下饿死几千万；彻底根除其几千年承袭的所有文化和精神信仰；所有的各领域学术权威、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全都打倒批臭，送去偏远的地方强制劳动。中国建国以后在历次迫害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二战中的死亡人数！
在中文里人们用「苛政猛于虎」来形容赋税过重的暴政，可是那时起码还可以借高利贷，也没到把粮食收光让人饿死的地步啊。历史上再残酷的暴政跟共产党比起来都太仁慈了。
另外，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现在能够核实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有千例：在吉林，法轮功弟子刘成军（长春人，多次因炼法轮功被捕，曾在长春电视网上播放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现已被迫害至死）被恶警绑架时，警察无故对其大腿在近距离开了两枪，说是为防止逃跑。这些事情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而且今天江泽民所指使的这场迫害，其邪恶之处在于他的核心是精神迫害，是对「真、善、忍」基本道德理念的摧残，其实这才是从根本上毁灭人类，人没有了正的道德理念，必将自相残害，走向毁灭。在使国人良知灭绝这一点上，江泽民是希特勒所无法比拟的。
在人类历史上，在不同的种族文化中，当正的思想传出之时，也都曾受过旧有的邪教和政权的迫害。耶稣和他的弟子当年受到古罗马帝国的迫害，释迦牟尼的弟子受到婆罗门教的迫害，被尊为哲学鼻祖的苏格拉底，也因为传播他的思想而受到迫害。可是这些迫害都没有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么邪恶。
那时迫害者的办法是你要么选择坚持你的信仰而被杀死，要么放弃信仰。而今天的迫害法轮功的江氏集团不全然这样，他要用尽人类历史上一切酷刑凌辱、栽赃欺骗、威逼恐吓、精神药物等最卑鄙、下流的手段叫你活着放弃信仰，光放弃了还不行，还强制你表现出快快乐乐地放弃，还强制你诋毁你的信仰，同时歌颂他的「伟大、光荣、正确」。
有的人听法轮功学员揭露今天这场残酷的迫害，义愤填膺地说「子不嫌母丑」。我记得本来说人民是「母亲」，可是后来不知到了哪一天「母亲」的位置被这个对中华民族犯下滔天罪行的流氓政治集团给篡夺了。
共产主义的幽灵体系
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一模一样地残暴、虚假，人民都一样的困苦、扭曲？其实这一切的形成有更根本的原因。
人类社会的现象是宇宙不同层次的状态在人世间的反映。《共产党宣言》开头是这样说的：「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在这个幽灵的操纵下产生了这种专门鼓吹暴力争斗的邪教思想，他游荡进了中国，占据、毒害了中国。他所强加给人的一切都不是人应该有的文化和思想，他从一出现就全面地反对一切人类传统、人性、道德、伦理、正义、法制。
他形成了一种可怕的体系，人一旦进入这个体系就像换了一个人，就不像平常的那个人了，变成了没有人性概念的变异人，满脑袋的概念就只有阶级划分、敌我选择、所谓政治需要、冠冕堂皇的所谓的爱国主义，他们就可以干出各种没人性的事，去整别人。我接触过的那些恶警，和各级整法轮功的人，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有老婆有孩子，也希望人生过舒服、富裕、轻松的生活，他们脱下警服也都是一个普通人，他们都需要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往、相互对待，可一进入他这个系统就像换了一副面具、面目狰狞，不讲人性、不择手段地对人进行酷刑和精神迫害。你放弃人的人性道德观念就会被江氏这个幽灵利用、操纵。
最大的痛苦
一般而言，人们面临生活中的事业、爱情等的不如意就感到很痛苦了，可是跟劳教所监狱里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长时间不让睡觉、恐吓、酷刑比起来那根本就不是痛苦了。二○○○年我在团和劳教所一中队的时候，一天晚上恶警郭金河跟我谈话不让我睡觉，熬到凌晨三、四点钟，他拿出两根电棍，说两句电我一下，包括头、脖子、大腿内侧等敏感部位。我不知道中国各级政府负责迫害法轮功的人，想没想过他们自己要是面对这种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一般而言，当人面临陌生的环境，孤独、无助，对未来迷茫的时候，那也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在被迫害中，我曾多次被警察转送，从北京到长春，从长春看守所到戒毒所，又从长春到北京，从北京看守所到劳教所，又在劳教所之间转送。每次被转送的时候，都不知道要去哪儿，将面对什么。
在生活中如果不被人认同，那就非常痛苦了。可是在劳教所里是长期地、整天整宿地一群人围着你威逼、恐吓、施加精神压力。一般人是很容易精神崩溃的。
让人面临恐惧与绝望，那可能是最大的痛苦了。在劳教所中，我曾被一群面目狰狞、膀大腰圆的流氓群殴，曾被一群毫无人性的警察电击折磨。如果绝望的话，那真的会令人发疯的。
可是对于我来说，我没有绝望，我一直坚信法轮功是对的，坚信这场迫害迟早会结束，我知道所有迫害法轮功的恶人都将为他们所作的一切负责，所以对于我来说，以上这些还不是最大的痛苦。即如对一个相信轮回和知道生命的真正意义的人来说，他们也不会为面对死亡而痛苦。
那什么才是最大的痛苦呢？违背良心才是最大的痛苦。我被那些恶警强迫写那些东西才是最大的痛苦。也许很多人无法理解，但其实不难理解。在一般的生活中，比如说对于你的父母和爱人，你会说很伤人的话伤害他／她吗？如果那些恶警逼着你骂你的父母、亲人，你痛不痛苦？如果一个人有恩于你，你不但不报答他还被警察逼着伤害他，你痛不痛苦？
就算一个陌生人，我让你侮辱他你就肯去做吗？如果一个人到了毫无原则的地步，对这些事都不觉得痛苦，那我说他不能算是人。而今天江氏流氓集团所操纵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全国劳教所、监狱里组建洗脑班绑架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所做的是什么呢？是在强迫法轮功学员背叛他们生命中最珍视的、最重要的原则，有的人是得了绝症炼法轮功而康复的，一个有良心的人心里能平衡吗？
我在新安劳教所的时候，一个女警察笑着对我说一个年轻的女法轮功学员被整得精神失常了，不穿衣服乱跑。我在二○○一年转回的时候，在三大队，同在一个队的一个法轮功学员也被迫害得精神失常了，时而哭时而笑，这是我亲眼所见。在团河还有两例我听说精神失常的是武军和林澄涛。我知道那是怎么造成的。
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看电影「红高粱」里面有这样一段：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兵逼着一个中国屠夫先剥了一张猪皮，然后逼着他活剥一个同胞的人皮，这个中国屠夫心里无法平衡让同胞这样痛苦，无法做下去，把前头带尖的屠刀径直插进了同胞的心脏，他疯了，挥着屠刀对着日本兵喊「我X你们祖宗！」他被日本兵开枪打死了。
那些迫害我们的恶警是自己选择了作恶，可是他们也想下班早点回家，也想工作轻松点儿。可是是谁下达的「转化」指标逼着他们下班不回家而去熬他们的同胞不让睡觉？
那个电棍的两个金属电极有大约两厘米的距离，没有万伏以上的电压是无法把空气电离形成火花的。是谁植入的仇恨让他们把多根这样的电棍加诸在同胞身上，电得他们的同胞发疯而自己毫无心理障碍？
是谁的部下在看守所里强奸四川大学的女研究生魏星艳，而让整个重庆公安系统帮着掩盖罪证？
是谁非法监禁清华大学毕业生袁江又把他折磨致死？是谁指使他们残害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当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贺美英访问美国的时候，有人向她提出清华大学电子系毕业生袁江被迫害致死一事，她说「袁江不是清华人」。所有袁江的同学都可以证明袁江的身分，其实是她无法面对事实——他们所服务的这个江氏邪恶系统在杀人！她无法面对这一切。
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是谁？是江氏不断下达红头文件「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江氏命令罗干、刘京等酷吏不断向各省市施压，不断要求「加大力度」，以致被害致死人数不完全统计近千，而实际数字远远不止此数。
在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友人的这场迫害中，正与邪的较量、善与恶的对比是鲜明的。
江氏是暴力的，法轮功学员是和平的。在面对非法的关押拘禁、殴打、酷刑、高压洗脑、精神摧残等种种疯狂的迫害过程中，法轮功学员一直采用上访、请愿、讲清真像和法律诉讼等和平、非暴力的方式。
江氏是反人类的，法轮功学员是维护人类的。江氏发动操纵对上亿中国人的迫害，大面积地剥夺了人们的信仰、言论、健康、教育、人身自由等诸多基本人权，所采用的迫害手段践踏了人的尊严、良心、道德、伦理等一切人性基本准则，破坏了整个中国正常的社会生活。
迫害者一直在谎言栽赃，法轮功学员则一直在讲清真相。江氏不断威逼国家恐怖主义系统变本加厉地操纵一切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宣传工具和驻外领事馆造谣、栽赃，掩盖真相。法轮功学员则用网站、电子邮件、网上聊天、电话、传真、邮信等各种方式揭露迫害真相。
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揭露这场迫害，结束迫害。
结语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寓言故事叫《假话国历险记》，长了三十多岁，回头发现我的一生就是在假话国历险！
在中国作为学生，你所学的知识范畴、世界观、人生观都是共产党思想体系内的，你接触不到别的东西。建国后几代中国人的思想都是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严格规范出来的，你不想参与政治，其实所有中国人都是共产党的政治工具，中国人潜在思维习惯都是维护共产党政治需要的。
我们所学的历史是谎言，我所受的教育是谎言，媒体中天天讲的都是谎言，我是在听谎言中长大的，更可怕的是在这个国家人们都已经习惯于接受谎言了！我们在谎言灌输下认同暴力争斗，认同对同胞的迫害。终于一天，我也成了暴力迫害的对象！
文革以后允许人们搞私营经济，也开放了，人们都以为文革终于过去，那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可是八九年六四的枪声让中外的人们都清醒了，这个邪教政党根本没有变！只要这种反人性、反道德、鼓吹暴力和精神强制的意识形态还存在，文革就可能随时重演。
在二十世纪中国人是够苦的了，前半个世纪是不停的战乱，后半个世纪是一轮接一轮的政治运动。建国后的这些苦难有源自这个邪恶政党的迫害和恶意的宣传灌输，但其实也有我们每个中国人自己的原因，我们很多在其中的人也都推波助澜了，宣传说反对谁就反对谁，说敌视谁就敌视谁。我们都被骗了，我们被愚弄着拋弃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互相仇视，互相恶整。这一切不该存在的苦难闹剧都该收场了。
法轮功学员不是闹革命、纠集一伙人把另一伙人怎么样。法轮功学员所做的就是讲清真相，人们都知道了真相的时候，人们就会明白我们不应该认同敌视、认同摧残、认同仇恨，我们应该相互包容善待，这是一条真正能善解一切恩怨之路。